[72]类似地，公民为了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提起几十上百个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以迫使政府坐到谈判桌上。
从这种个体主义的、静态的观点来看待个人信息保护，那么公平信息实践就可能既无法保护公民个体的个人信息，又不能合理使用与发挥个人信息的公共价值。（参见：Alan Westin. Privacy and Freedom[M]. New York: Atheneum,1967:7.） [25] 参见：《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
商业机构可以通过此类分析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政府或公共机构则可以通过此类数据处理而制定更好的公共政策或开展研究[43]。[20]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Privacy Framework,2004/AMM/014rev1(Nov.2004). [21] 其他一些学者还指出了公平信息实践在程序义务上的一些共同特征。风险评估[45]、以及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责任[46]，将风险预防放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47]。在这种基于风险预防与避免伤害的指引下，数据使用者与公民个体都能得到最大的利益保护：数据的使用者将无须再取得个人的明确同意，就可以对个人数据进行二次利用。而根据信息最小化原则，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必须是为了实现信息处理目的而适当的、相关的和必要的，对于信息的处理不能超出个体初始的授权。
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对其个人信息的权利，取决于不同网站或机构所设定的隐私政策。2013年，OECD发布了一项名为《OECD隐私框架》（The OECD Privacy Framework）的新隐私政策，对1980年的《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通指南》进行了大幅修改。[8] 也正因为当前行政法治体系乃社会主要矛盾变迁驱动下的产物，所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界定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更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也必将随之进入一个新时代。
不仅要充分保障农民对于土地与其他集体自然资源的处置权、使用权和收益权，还要有效保障农民主动参与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经营权利，让农民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获益者，而不是将具有发展权利的农民迁移到城市中，把农村变成企业家的投资地和富裕阶层的后花园。尽管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但今后政府也还将继续行使资源配置权力，通过公共市场来配置资源。[44] 参见陈国栋：《公法权利视角下的城市空间利益争端及其解决》，载《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25]行政领域的市场化实际上可分为两种，一种为过程意义上的市场化，即公共资源的出让与交易必须是通过公平竞争程序来达成的，另一种为结果意义上的市场化，即原本由政府承担的公共职能由市场承担，一般指公共服务市场化。
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明确要求从2017年开始，选择部分中央企业和部分省份试点，统一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充实社保基金。[40] See Terenee Daintith，The Executive Power Today:Bargaining and Economic Control,in Changing Constitution , Edited by Jeffrey L Jowell;Dawn Oliver,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p.197. [41] 参见胡敏洁：《福利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9-80页。
[13] 参见龚向和：《论社会权的经济发展价值》，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57] 法国对此有比较细致的规定，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当前，我国大量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关涉能源、交通、水源等基础民生产品的供给，为广大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了稳定的市场环境，也保障了广大百姓的生活稳定，是民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构成了公民分享民生公共资源的基本路径。比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1]但地方政府在出让公共资源开发权时，对自然资源开发行为的环境维度视而不见、放任不管，不仅造成公共财富的极度浪费，也产生了诸如癌症村等吞噬了众多老百姓生命与健康的巨大民生黑洞，国家不得不从本就有限的民生资金中拿出大量资金去填补这一黑洞。
为此，行政机关应当允许并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公众提供资源配置方案而不仅仅是资源配置诉求与资源配置信息，从而在公众、政府乃至中立第三方提供的方案中进行权衡、综合，最终于讨价还价后形成一个能容纳政府偏好与公众偏好的最大公约数式行政决策。所谓公共市场，其实就是政府分配资金、自然资源等公共资源时所形成的市场，是公共资源配置的空间与平台。开展审查仅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没有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或者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问题。作者简介：陈国栋，法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第9条规定，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据经批准的城市、镇总体规划，遵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21] （二）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对行政法治的要求 尽管市场经济结构性地造就了民生上的不平衡，但这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就应当全面取消。
仅仅通过立法来确保公共资源配置的底线公平与资源市场化过程中的公平竞争权，还不足以完全规范行政机关的公共资源配置权，因为这还不足以确保公民行使其第三层次公平分享权，亦即对公共资源的受益权。[29] See Wolfgang Kahl. What IsNewabout theNew Administrative Law Sciencein Germany? European Public Law 16.1(2010)，p114. [30] 参见张茅：《在全国市场监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18年第7期。
[66]当然，这需要结合公共资源的功能与性质进行相应的类型化构建。其次，在自然资源与国有城市土地分配乃至相关的住房领域确立基本需要型分享权的优先地位。一言以蔽之，无论是解决民生上的不均衡问题，还是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的问题，都需要规范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其二，落实给付的法制化、程序化与具体化。[56] 我国城乡土地规划法制所确定的用以确保采光的住宅间距标准即为此一技术的样板。公共资源既有民生资源的一面，也有作为生产资源与个人劳动结合发展出洛克式私有财产权的一面。
建设部2002年颁布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第5条规定：城市住宅间距的确定应以满足日照要求为基础，综合考虑采光、通风、消防、防震、管线埋设、视觉卫生等要求。这种受益权和底线需要型公平分享权一样，可以作为有效避免民生不平衡的工具。
也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以民生为中心的社会建设是五位一体中的条件。[35]而税收不仅取决于大众财力与经济发展，还涉及征税的公平性、可行性与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因而不可能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之道，不可能作为民生权利的有力支撑。
其二，因为缺乏有效的行政法规范，在公共资源的交易过程中，存在着大量行政机关以权谋私、私相授受、内外勾结以致公共财富流失的现象，极大掏空了国家用以解决民生的资金，民生鸿沟由此进一步加大。上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拨乱反正，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取代了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地位。
[62] 参见陈国栋：《作为社会权的受教育权——以高等教育领域为论域》，载《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市场通过竞争机制、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只能使资源流向出价最高者，使一切资源都呈现出有限性特征，呈现出财产属性。[24] 参见吴畏：《作为治理哲学的新自由主义批判》，《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而这，又导致公共资源未能实现物有所值，间接损害了民生。
因此，保障这一权利，即意味着行政机关配置公共资源的权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18] See W·N·Hohfeld，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edited by Walter Wheeler Cook, Yale University Press,1919，pp.50-51. [19] Joseph William Singer .The Legal Rights Debate In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From Bentham To Hohfeld, 1982 Wis. L. Rev. 975.p985. [20]日本学者即指出，尽管不同于自由权，与之存在代差，但社会权是一种自由权的补充物。
的确，公共资源的动员使用和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发展措施的决定, 是在政府行政体制内的行政程序或者国家政治决策程序完成的, 与普通社会成员直接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的情形很少。比如，买卖土地的自由，必然与通过限制集体土地买卖而保障的农民生存权、发展权存在冲突。
毋庸讳言，欲以社会和协作的方式，以协调共享、开放的方式来分配公共资源并不容易，要将这样的理念融入法制进而法治化更为困难。也正是行政法治体系没有坚决而系统以公开、透明原则来规范行政机关的公共资源配置过程，将其纳入行政法治的轨道，所以公共资源的配置权力及其实施行为没有得到行政法全面、有效地规范，公共市场没有完全被法治规训，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就没有得到全面的廓清，市场运行的逻辑无法得到全面贯彻，大量市场并未成为真正开放的市场。
公平分配与分享 引言：社会主要矛盾变迁与我国行政法治体系的建构与发展 毛泽东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61]但是，一旦公共资源被决定适用于何种领域哪些公民，那么公共资源的分配权就得以和公民的权益发生直接关联，公民的公共资源分享权就得以确定并权利化。[72] 参见陈国栋：《作为公共资源配置方式的行政合同》，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3期。无救济则无权利，掌握资源的行政机关之所以缺乏足够的动力公平地分配发展资源和发展成果，正是因为公民共享改革红利的权益没有上升为司法可予救济的权利。
公共财政资源的配置要以满足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需求为优先。[70] 参见陈国栋：《行政协议审判依据的司法审查与适用——76号指导案例评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一）在解决不均衡方面的不足 其一，当下行政法体系并没有有效划定政府通过市场配置公共资源的边界，使得政府无度行使市场化配置公共资源的权力，导致公民依托公共资源的生存与发展权被市场机制与政府联手剥夺。另一方面，其未能充分关注、规范行政机关在政府市场中配置公共资源的权力，导致公共资源私相授受未得到有效规范，该进一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市场化的深度与精细度不够。
当然，因为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也因为物有所值原则，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以公平竞争为内核的市场机制获得这种权利，其本质上是公平机会或公平竞争权。[26] 参见[德]罗尔夫.施托贝尔:《经济宪法与行政法》，谢立斌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76-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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